至元六年 蒙古新文字制成八思巴因功被封为大宝法王赐

至元六年（1269）蒙古新文字制成，八思巴因功被封为大宝法王，赐玉印，受到极高的礼遇。至元十一年（1274），八思巴西还，其弟亦怜真接帝师位。八思巴去世后，翰林学士王磐奉命撰《帝师行状》颁其功德，除京城建有“八思巴寺”外，还诏各郡建立八思巴殿。

渎山大玉海雕成

蒙古版图不断拓展，各地玉雕工艺匠人之间的技术交流也逐渐频繁起来。朝廷为满足自身需要，将大量优秀的匠人集中在京城，为皇家打造各种御用玉器及装饰品，再加上西域的优质玉材源源运往中原地带，促进了玉雕工艺在元代的空前发展，制作出大批的优秀作品，渎山大玉海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作。渎山大玉海现存于北京北海团城，是至元二年（1265）的作品，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方形玉雕。器高70厘米，上端口径为1.5米，重量达3.5吨，器壁厚实，雕刻精致，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。它是用来盛酒的，大约可盛酒30余石。当盛满酒时，有人形容它“波涛汹涌，海兽踊跃，似有鱼兽出没于波涛之中”，足见其气势的庞大，同时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蒙古贵族奢侈豪饮的风气。渎山大玉海的雕成，是中国玉雕史上的一件大事，至今仍在玉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

忽必烈建元

至元八年（1271）十一月，忽必烈采纳刘秉忠、王鹗等儒臣的建议，根据《易经》中“大哉乾元”的意思，正式建国号为大元。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，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，称大蒙古国，没有正式建立国号。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，建年号为“中统”，仍然没有立国号。随着征宋战争的顺利进行，蒙古政权实际上已成为效法中原地区汉族统治方式的封建政权，尤其是忽必烈统治日益巩固，于是他决定在“附会汉法”方面再迈进一步，把自己的王朝建成传承汉族封建王朝正统的朝代。忽必烈建国号大元，明确表示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只属于蒙古一个民族，而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续。至元九年（1272）二月，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，改中都为大都，正式定为元朝首都。蒙古国时期，统治中心在和林（今蒙古境内），忽必烈即位后，元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，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，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。他升开平为上都，取代和林，接着又迁往更理想的燕京（今北京），定名为中都。中都改为大都后，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（1274）正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，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政治中心。

元代驿站体系建立

元代统一以后，疆域十分辽阔。为了加强各地之间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联系，元廷大力发展交通，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道、驿站体系。驿站的设置，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，此后规模不断扩大。忽必烈建元后，逐步建立起以大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站网，东北至黑龙江江口的奴儿干，北通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利吉思，西达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，西南抵云南、西藏，大规模的驿站系统是空前绝后的。资料显示，全国各类驿站有1 500多处，在驿站服役的驿户超过二三十万。驿站分陆站、水站。陆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，有的地方用牛车，也有人力搬运，东北辽东还有狗站。水站的工具是船。在驿站服役的驿户由民间签发而来，每个驿站都有若干站户，他们负责管理驿站的交通工具。驿户还要轮流充当驭手或水手，并为过往的使臣提供规定标准的饮食，蒙古语称“首思”，汉文译为“祗应”。与驿站相辅而行的还有急递铺，专门负责朝廷和官府紧急文书的传送，一般间距为10里、15里、20里。铺卒5人～16人不等。按规定，文书一昼夜要传递400里。路上行人必须避让。驿站和急递铺的建立是以军事和政治为主要目的的，客观上对巩固政权、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而且加强了各地区和各民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联系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元代的商品经济繁荣，保障了各界人士旅途畅通和行旅安全。

元代三大农书

宋元间，由于印刷业迅速发展，流行于世的农书倍增，中国四大农书就产生于这个时代。其中，除了《农书》系宋朝人陈敷所作之外，其余3种均为元代作品。《农桑辑要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，体系完务，规模较大，用典繁多，注重实用。本书由元代主管农桑和水利的司农司编撰，大约在至元十年(1273)刊刻并颁发给各行中书省的“劝农官”，开始流传和推行。此书是蒙古灭南宋前指导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的专书，在内容上不涉及江南的水田生产技术，总结了当时的新经验和大量的第一手资料。它极端重视蚕桑，把它提高到空前的地位。王祯的《农书》也是一部大型淙合性农书，它弥补了《农桑辑要》的不足，内容包括了水田耕作技术。而且，书中拥有大量的插图，把全年农活详列于内，使人一目了然，而其308幅农器图也是现存最早最全的农具图谱。鲁明善所作《农桑衣食撮要》是一部月令体农书，以简明扼要为特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