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我是一个领导，一个项目做得失败。此时，我可以认为这个项目失败，是因为一个员工的重大过失。于是我便责备这个员工（这是“正物”上用功）。我同样可以认为，是我自己安排人事出了问题，才让此人承担如此重要的工作；接着，我在察觉到这个员工有出事的倾向时没有及时做防范；另外，我在此员工犯错之后，没有做好危机处理（这是“正己”上用功）。

这两种视角并不矛盾，这里不是论哪一种视角正确，而是在说我们的心力应当用在何处。如果我们整天都把心力用在前者上，那么我们一辈子都在“凌下”和“援上”中度过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，都完全依赖他人的表现，亦即完全依靠运气（侥幸）。

而我们如果把心力放在后者上，那么我的得失，原因都在我；我家庭的得失，原因都在我。我每一次成败，原因都很明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不断成长。我的格局会越来越大，我的“身”会从个体扩展到家国天下。家国天下的责任都由我来承当。

人的心力是有限的，要么用力于此，要么用力于彼，全在于每一个念头。如果我们能立一个大志愿，把自己作为天下国家的根本，凡事只去正己，不去责人，那么随着我们修为的增长，我们的天地会不断地改变、不断地扩大。故而，立一个“只去正己，不去责人”的志十分关键。一旦立下这个志向，我今后的一切事情，我统统承当。成也好，失败也好，唯在我。

这一点，武王是个表率。孟子引用《尚书》中讲武王一段话：“有罪无罪，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”（天下人有罪也好，没罪也好，只要有我在，天下哪个敢违背上天的意志？）孟子评价说：“一人衡行于天下，武王耻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”（只要有一个人在天下横行霸道，武王往往都会觉得自己很羞耻。这就是武王的“勇”。而也正是他因这种“勇”而发的义怒推翻了商纣的暴政，安顿好了天下的百姓。）武王便是把天下国家的根本放在了自己身上。这便是“立吾身以为天下国家之本”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功夫，首先是把自己视作一家之本。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，则天地万物依于己，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。

知道了吾身是天下国家的根本，那么天地万物就依赖我了，而不是我自己依附于天地万物。

1. 天地万物依于己，何以可能呢？天地万物独立于我而存在，完全可以不搭理我，怎么能说天地万物都依靠我呢？

万物独立于我而存在。别人给我一个承诺，那个承诺也可能无法兑现，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可能遇到怎样的困难。如果别人给我承诺了，我就完全认为一定会实现，一旦实现不了，我就手足无措，气急败坏，这是十分不明智的。正是因为深刻地意识到他人各有其处境和难处，我们不应抱着一个“他人必须如何如何”的心（同时我们须对他人有个客观的了解，知道他做这件事情“大致可以如何如何”，“最好可能怎样”，“最坏可能怎样”），我们才能够对自己的人生更有把握。我自己的人生，由我自己把握。对于他人的帮助，对于外在的机缘，我们十分乐见并感激，但是不能有依赖。外在的金钱的帮助，权力的帮助，我们通通不去攀附，以免失去对自己人生的把握。

如果这样做了，我所面对的世界，便以我为核心。我自己就是天下国家的枢纽。天地万物能否成就，全在我自己，不在他人。

所以，一个人真正把自己看作天地万物的根本，他一定极为宽和。别人一定更好和他相处，孔子所谓“易事而难说（通“悦”）”（讨好取悦他难，而和他共事却很容易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