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龙三年，建昌侯虑为镇军大将军，屯半州，以综为长史，外掌众事，内授书籍。虑卒，入守贼曹尚书，迁尚书仆射。时公孙渊降而复叛，权盛怒，欲自亲征。综上疏谏曰：“夫帝王者，万国之元首，天下之所系命也。是以居则重门击柝以戒不虞，行则清道案节以养威严，盖所以存万安之福，镇四海之心。昔孔子疾时，托乘桴浮海之语，季由斯喜，拒以无所取才。汉元帝欲御楼船，薛广德请刎颈以血染车。何则？水火之险至危，非帝王所宜涉也。谚曰：‘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’况万乘之尊乎？今辽东戎貊小国，无城池之固，备御之术，器械铢钝，犬羊无政，往必禽克，诚如明诏。然其方土寒埆，谷稼不殖，民习鞍马，转徙无常。卒闻大军之至，自度不敌，鸟惊兽骇，长驱奔窜，一人匹马，不可得见，虽获空地，守之无益，此不可一也。加又洪流滉瀁，有成山之难，海行无常，风波难免，倏忽之间，人船异势。虽有尧舜之德，智无所施，贲育之勇，力不得设，此不可二也。加以郁雾冥其上，咸水蒸其下，善生流肿，转相洿染，凡行海者，稀无斯患，此不可三也。天生神圣，显以符瑞，当乘平丧乱，康此民物；嘉祥日集，海内垂定，逆虏凶虐，灭亡在近。中囯一平，辽东自毙，但当拱手以待耳。今乃违必然之图，寻至危之阻，忽九州之固，肆一朝之忿，既非社稷之重计，又开辟以来所未尝有，斯诚群僚所以倾身侧息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者也。惟陛下抑雷霆之威，忍赫斯之怒，遵乘桥之安，远履冰之险，则臣子赖祉，天下幸甚。”时群臣多谏，权遂不行。

黄龙三年，建昌侯孙虑为镇军大将军，驻扎在半州，以薛综为长史，对外掌管日常事务，对内讲授书籍。孙虑去世以后，入朝担任贼曹尚书，升为尚书仆射。当时公孙渊降而复叛，孙权大怒，想要亲自出征。薛综上疏谏阻道：“帝王是万国的元首，关系到天下的命运。因此居住则深宫重门打更巡逻以防不测，外出就要肃清道路，讲求仪仗以维护威严，这是为了保存万安的福祉，镇定四海的人心。往昔孔子痛恨时弊，托言要乘筏浮海，子路因此而高兴，孔子便以无法取到材料来推托。汉元帝要乘楼船，薛广德要自割脖颈以血染车来谏阻。为什么呢？水火的危害是最为险恶的，不是帝王所应当涉足的。谚语说：‘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’何况是天子之尊呢？现在辽东只是一个戎貊小国，没有坚固的城防，没有守御的能力，武器钝劣，人如犬羊没有组织，出征必定能擒敌制胜，的确如圣上明诏所说。然而那里气候寒冷，土地贫瘠，谷物不能种植，人民习于鞍马，辗转迁徙不定。突然听说大军到来，自料不能抵敌，像被惊骇的鸟兽一般，远走高飞奔驰逃窜，连一个人一匹马也见不到，虽然夺得空地，守住它也无用处，这是不可行的第一个理由。加以水势汪洋，过去有过成山之难，海上航行，气候不测，风波难免，倏忽之间，人和船便会碰上异常情况，虽有尧舜之德，无法施展智谋；有孟贲、夏育之勇，也无法发挥威力，这是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。况且上有浓雾笼罩，下有咸水蒸腾，容易生流肿病，互相传染，凡是航海的人，很少不得这种病的，这是不可行的第三个理由。天生神圣的君王，显示吉祥的征兆，应当顺势平息丧乱，使人民康乐、物产丰富；美好吉祥之事与日俱增，海内逐渐趋于安宁，叛逆逞凶肆虐，灭亡在即。中原一旦平安，辽东自然败亡，只需拱手来等待啊。现在却违背自然的规律，寻求最险阻的途径，忽视九州的巩固，宣泄一时的愤怒，既不是社稷的重大方针，又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曾有过的，这实在是群臣为什么侧身而卧，屏住呼吸，搞得食不甘味、寝不安席的原因啊。希望陛下抑制雷霆般的威风，忍住赫赫的怒气，遵循过桥的坦途，远离履冰的危险，那就臣子托福，天下大幸。”当时群臣大多谏阻，孙权便不出征了。

正月乙未，权敕综祝祖不得用常文，综承诏，卒造文义，信辞粲烂。权曰：“复为两头，使满三也。”综复再祝，辞令皆新，众咸称善。赤乌三年，徙选曹尚书。五年，为太子少傅，领选职如故。 六年春，卒。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，名曰《私载》，又定《五宗图述》、《二京解》，皆传于世。

正月乙未日，孙权命令薛综祭祖不得使用平常文章，薛综奉诏，立即写作，文章诚敬而辞藻灿烂。孙权说：“再作两篇，足成三数。”薛综又再作祝词，辞令都很新颖，大家都说好。赤乌三年，调任选曹尚书。五年，任太子少傅，同时仍旧兼任选曹尚书。六年春季去世。总计所著诗赋论文有数万字，题名叫《私载》，又撰写《五宗图述》、《二京解》，都流传于世。

子翊，官至威南将军，征交阯还，道病死。 珝弟莹，字道言，初为秘府中书郎，孙休即位，为散骑中常侍。数年，以病去官。孙晧初，为左执法，迁选曹尚书，及立太子，又领少傅。建衡三年，晧追叹莹父综遗文，且命莹继作。莹献诗曰：“惟臣之先，昔仕于汉，奕世绵绵，颇涉台观。暨臣父综，遭时之难，卯金失御，邦家毁乱。适兹乐土，庶存孑遗，天启其心，东南是归。厥初流隶，困于蛮垂。大皇开基，恩德远施。特蒙招命。拯擢泥污，释放巾褐，受职剖符。作守合浦，在海之隅，迁入京辇，遂升机枢。枯瘁更荣，绝统复纪，自微而显，非愿之始。亦惟宠遇，心存足止。重值文皇，建号东宫，乃作少傅，光华益隆。明明圣嗣，至德谦崇，礼遇兼加，惟渥惟丰。哀哀先臣，念竭其忠，洪恩未报，委世以终。嗟臣蔑贱，惟昆及弟，幸生幸育，托综遗体。过庭既训，顽蔽难启。堂构弗克，志存耦耕。岂悟圣朝，仁泽流盈。追录先臣，愍其无成，是济是拔，被以殊荣。珝忝千里，受命南征，旌旗备物，金革扬声。及臣斯陋，实暗实微，既显前轨，人物之机；复傅东宫，继世荷辉，才不逮先，是忝是违。乾德博好，文雅是贵，追悼亡臣，冀存遗类。如何愚胤，曾无髣髴！瞻彼旧宠，顾此顽虚，孰能忍愧，臣实与居。夙夜反侧，克心自论，父子兄弟，累世蒙恩，死惟结草，生誓杀身，虽则灰陨，无报万分。”

儿子薛珝，官做到威南将军，出征交阯回来，在途中病死。薛诩的弟弟薛莹，字道言，起初任秘府中书郎，孙休即位后，担任散骑中常侍。几年之后，因病辞去官职。孙晧即位初年，担任左执法，升为选曹尚书，到立太子时，又兼任少傅。建衡三年，孙晧追思赞叹薛莹父亲薛综的遗文，并且命令薛莹续写。薛莹献诗道：“臣的祖先，昔时任职于汉，一代接着一代，颇有人登上高官。待到臣父薛综，遭逢时世艰难，刘氏失去控制，国被摧毁家遭祸乱。我家投奔乐土，希望保留劫后余生，上天启示我们，我等归向东南。起初流离失所，困于边远蛮荒之地。大皇开创基业。恩德布施到远方。承蒙下令征召，拯救我们于泥潭，脱下布巾褐衣，领受官职兵符。担任合浦太守，身处东海之隅。后来迁入京都，职位升到中枢。像枯槁的树又开花，快绝的世系又绵延，由微弱而显赫，开始时哪有这种心愿。蒙受恩宠优遇，心感满足幸福。其后再遇文皇，立号太子东宫，臣父就任少傅，更加显耀光荣。皇皇圣人后嗣，道德最谦最崇，以礼待遇臣下，真是沾润丰隆。可哀我父先臣，每念尽其忠诚，大恩未曾报答，遽尔弃世而终。可叹微臣低贱，只有兄弟相携，幸而生育成长，延续薛综骨血。虽受严父训诲，难开顽蔽性情，不能继承遗业，内心只想农耕。岂料圣朝天子，仁义恩泽充盈，追思臣的先辈，怜惜臣的无成，扶助又加提拔，给以特殊光荣。薛诩远行千里，受命随军南征，旌旗高高飘荡，军乐阵阵扬声。像臣这种陋质，实在愚昧低能，既任政治要职，掌握人选枢机，又授东宫少傅，两代荣辉相继。才能不及先辈，做事辱没背违。圣德博大美好，重视文雅礼教，追思悼念亡臣，保存他的后人。为何愚蠢后嗣，一点不像先臣！瞻望那旧日恩宠，看自己顽劣虚空，谁能没有惭愧，臣是愧在心中，昼夜辗转反侧，扪住心窝自问，臣的父子兄弟，累世蒙受圣恩，今后死当结草，生则杀身报恩，即使粉身碎骨，难报万分恩情。”

是岁，何定建议凿圣谿以通江淮，晧令莹督万人往，遂以多盘石难施功，罢还，出为武昌左部督。后定被诛，晧追圣谿事，下莹狱，徙广州。右国史华覈上疏曰：“臣闻五帝三王皆立史官，叙录功美，垂之无穷。汉时司马迁、班固，咸命世大才，所撰精妙，与六经俱传。大吴受命，建国南土。大皇帝末年，命太史令丁孚、郎中项峻始撰《吴书》。孚、峻俱非史才，其所撰作，不足纪录。至少帝时，更差韦曜、周昭、薛莹、梁广及臣五人，访求往事，所共撰立，备有本末。昭、广先亡，曜负恩蹈罪，莹出为将，复以过徙，其书遂委滞，迄今未撰奏。臣愚浅才劣，适可为莹等记注而已，若使撰合，必袭孚、峻之迹，惧坠大皇帝之元功，损当世之盛美。莹涉学既博，文章尤妙，同寮之中，莹为冠首。今者见吏，虽多经学，记述之才，如莹者少，是以 为国惜之。实欲使卒垂成之功，编于前史之末。奏上之后，退填沟壑，无所复恨。”皓遂召莹还，为左国史。顷之，选曹尚书同郡缪祎以执意不移，为群小所疾，左迁衡阳太守。既拜，又追以职事见诘责，拜表陈谢。因过诣萤，复为人所白，云祎不惧罪，多将宾客会聚莹许。乃收祎下狱，徙桂阳，莹还广州。未至，召莹还，复职。是时法政多谬，举措烦苛，莹每上便宜，陈缓刑简役，以济育百姓，事或施行。迁光禄勋。天纪四年，晋军征皓，皓奉书于司马伷、王浑、王濬请降，其文，莹所造也。莹既至洛阳，特先见叙，为散骑常侍，答问处当，皆有条理。 太康三年卒。著书八篇，名曰《新议》。 []

这一年，何定建议开凿圣谿以沟通江淮，孙晧命令薛莹督率万人前往，因为大石太多，难以施工，停工而回，出任武昌左部督。后来何定被诛杀，孙晧追查圣谿停工的事，把薛莹关入牢狱，后来又流放到广州。右国史华覈上疏说：“臣听说五帝三王都设立史官，记录功勋美德，使它永远流传。汉朝的司马迁、班固，都是举世闻名的大才，他们的著作妙，与六经共同流传。我大吴承受天命，建国于南方地界。大皇帝末年，命令太史令丁孚、郎中项峻开始编撰《吴书》。丁、项二人都不是修史之才，他们所撰写的，不足以记录保存。到少帝时，又派韦曜、周昭、薛莹、梁广和臣共五人，采访探求往事，共同修撰，史事本末已初具规模。周昭、梁广先死，韦曜忘恩犯罪，薛莹外出为将，又因罪过被流放，修书的事便停顿了，到现在还未撰毕上奏。臣愚昧浅陋，文才低劣，只能为薛莹等人作记录、注解罢了，若让臣主编，必然沿袭丁孚、项峻的老路，恐怕会降低大皇帝的伟大功勋，损害当代的盛德美政。薛莹学问渊博，文章尤其精妙，同事之中薛莹当居首位。现在在职的官吏，虽然多有经学，而记述之人，像薛莹这样的却少见，因此臣诚心地为国家惋惜他。实在是想要完成已快成功的事业，将我朝史书编排在前代史籍的后面，书成奏上之后，臣就是老死沟壑，也没什么遗憾的了。”孙晧就把薛莹召回，担任左国史。不久以后，选曹尚书、薛莹的同郡人缪祎因为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愿改变，被众多小人忌恨谗害，降职为衡阳太守。授职之后，又追查责问他过去职责内的事，他上表陈述认错。缪祎拜访薛莹，又被人举报，说缪祎不认罪，带了许多宾客在薛莹住所聚会。朝廷就逮捕缪祎入狱，随即流放桂阳。薛莹又被遣回广州，还没到达，又召薛莹回来，恢复原职。当时法令政策有许多弊端，措施烦琐而苛刻，薛莹经常上疏陈说利国利民的事，建议宽松刑罚，简省劳役，以保护和抚育百姓，他所奏的事有时能得到施行。升任光禄勋。天纪四年，晋朝军队征讨孙皓，孙皓上书给司马伷、王浑、王濬请求投降，降书是薛莹写的。薛莹到了洛阳之后，被优先录用，任散骑常侍，对答问题，处理事务，都有条理。太康三年去世。有著作八篇，题名为《新议》。

评曰：张纮文理意正，为世令器，孙策待之亚于张昭，诚有以也。严、程、阚生，一时儒林也。至畯辞荣济旧，不亦长者乎！薛综学识规纳，为吴良臣。及莹纂蹈，允有先风，然于暴酷之朝，屡登显列，君子殆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