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寿在守父丧期间，患了病，让婢女服侍他服药，被到他家里的客人看见了，乡闾的人便非议他；到蜀国被平定后，因为这件事他好多年都不能仕宦为官。司空张华喜爱他的才华，认为陈寿虽然不能避开嫌疑，但推究他的实情，也不至于受到贬谪和废弃，于是举荐他为孝廉，朝廷任命陈寿为佐著作郎，后来调出京都补任阳平县令。陈寿撰写了蜀国丞相诸葛亮集，上奏皇帝，皇帝任命他为著作郎，并兼任本郡中正。陈寿撰写修订了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历史，共六十五篇，当时的人称赞他善于叙事，有优秀史官的才能。夏侯湛当时也著有《魏书》，见到陈寿所撰写的《三国志》后，就毁掉自己的书稿停止了撰写。张华特别赏识陈寿，对陈寿说：“应当把《晋书》交给你来撰写。”他被当时的人器重到了这种程度。有人说丁仪、丁廙在魏代有很大的名望，陈寿对他们的儿子说：“你们弄一千斛米给我，我将为你们的父亲撰定好传记。”丁家没有给米，陈寿竟不为丁仪、丁廙立传。陈寿的父亲曾任马谡的参军，马谡被诸葛亮所杀，陈寿的父亲也被牵连而受了髡刑，诸葛瞻又轻视陈寿。陈寿为诸葛亮立传说“诸葛亮在用兵谋略方面并不擅长，没有对付敌军的才能”，说“诸葛瞻只是擅长书法，他的名声超过了他的才能”，议论这些事的人因此而看不起陈寿。

张华将要荐举陈寿做中书侍郎，荀勖因妒忌张华而厌恶陈寿，于是示意吏部，调陈寿任长广郡太守。陈寿以母亲年老为由没有去就职。杜预将要到他负责镇守的地方去时，又向皇帝荐举了陈寿，说应把陈寿补入黄门侍郎或散骑常侍。因此，陈寿被任命为治书侍御史，后来因母丧而离职。他的母亲留下遗言，嘱咐她死后要葬在洛阳，陈寿遵照他母亲的意愿去做了。又因为没有将他的母亲死后归入他父亲的坟墓合葬，竟遭到批评非议。当初，谯周曾对陈寿说：“你一定会凭才学而成名，也可能会因才学而受到损害和挫折，也不是什么很不幸的事，应当很谨慎地对待这些。”陈寿到这时再一次遭到贬斥和非议，都同谯周说的一样。数年之后，陈寿被重新起用为太子中庶子，没有正式授职。晋惠帝元康七年，陈寿因病逝世，死时六十五岁。

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 等上表曰：“昔汉武帝诏曰‘司马相如病甚，可遣悉取其书’，使者得其遗书，言封禅事，天子异焉。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《三国志》，辞多劝诫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风化。虽文艳不若相如，而质直过之。愿垂采录。”于是诏下河南尹、洛阳令就家写其书。寿又撰《古国志》五十篇、《益都耆旧传》十篇，余文章传于世。

梁州大中正、尚书郎范 等人上表说：“从前汉武帝下诏书说‘司马相如病危，可派使者去取来他的全部著作’，使者得到了司马相如所遗留下来的全部著作。书中谈到了封禅的事，天子感到惊讶。臣子范 等人审查了已去世的治书侍御史陈寿所作的《三国志》，言辞中有许多劝善诫恶的话，评论得失分明，有益于风俗教化。虽然文辞艳丽比不上司马相如，而朴实正直却超过了司马相如。希望下令采录此书。”于是皇帝下诏，命令河南府尹、洛阳县令负责到陈寿家中抄写这部书。陈寿又撰写了《古国志》五十篇，《益都耆旧传》十篇，其余的文章也流传于世。

宋书裴松之传

裴松之字世期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昧，光禄大夫。父珪正，员外郎。松之年八岁，学通论语、毛诗。博览坟籍，立身简素。年二十，拜殿中将军。此官直卫左右，晋孝武太元中，革选名家以参顾问，始用琅邪王茂之、会稽谢 ，皆南北之望。舅庾楷在江陵，欲得松之西上，除新野太守，以事难不行，拜员外散骑侍郎。义熙初，为吴兴故鄣令。在县有绩，入为尚书祠部郎。

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，上表陈之曰：“碑铭之作，以明示后昆，自非殊功异德，无以允应兹典，大者道动光远，世所宗推；其次节行高妙，遗烈可纪。若乃亮采登庸，绩用显著，敷化所莅，惠训融远，述咏所寄，有赖镌勒。非斯族也，则几乎僭黩矣。俗敝伪兴，华烦已久。是以孔悝之铭，行是人非；蔡邕制文，每有愧色。而自时厥后，其流弥多。预有臣吏，必为建立。勒铭寡取信之实，刊石成虚伪之常，真假相蒙，殆使合美者不贵。但论其功费，又不可称，不加禁裁，其敝无已。以为诸欲立碑者，宜悉令言上，为朝议所许，然后听之。庶可以防遏无征，显彰茂实，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，则义信于仰止，道孚于来叶。”由是并断。高祖北伐，领司州刺史，以松之为州主簿，转治中从事史。既克洛阳，高祖敕之曰：“裴松之廊庙之才，不宜久尸边务，今召为世子洗马，与殷景仁同，可令知之。”于时议立五庙乐，松之以妃臧氏庙乐亦宜与四庙同。除零陵内史，征为国子博士。

裴松之，字世期，河东郡闻喜县人。他的祖父裴昧曾任光禄大夫。他父亲裴珪正做过员外郎。裴松之八岁时，就学习和通晓了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。他广泛地阅读了古代的经典文籍，为人简约朴素。他二十岁时被授为殿中将军，这是直接在皇帝左右侍卫的官职。晋孝武帝太元年间，皇帝精心选择有名的贤士来参与国家大政的咨询，开始任用了琅邪郡的王茂之、会稽郡的谢 ，他们都是在南方和北方有极高声望的人。裴松之的舅舅豫州刺史庾楷镇守江陵，他想要裴松之西上，任命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。裴松之因为有事缠身而没能去就职，被朝廷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。晋安义熙初年，裴松之被任命为吴兴郡故鄣县县令，任职期间有政绩，被调入京都任尚书祠部郎。

裴松之认为世人所私立的碑文有违背事实的地方，他向朝廷上表陈述说：“碑刻铭志之作，是用来明白地昭示后代子孙的，若非特殊不凡的功劳品德，就没有资格适用这样的典仪。最值得记述的是光辉远照后代的道德行为，被世人所效法推崇；其次值得记载的是高尚美好的节操品行和留下来的功勋。至于辅佐朝政，举用贤才，成绩显著；施行的教化所到之处，仁惠的教诲感化了远方；在叙述咏赞之辞中有所寄寓，要靠镌碑刻石来记载。不是这类功勋的话，那就差不多是超越了身份，玷辱了立碑的本意。风俗败坏，诈伪大兴，华丽而繁琐的文辞流传已经很久了。因此孔悝的铭文，按照客观事实撰写，却遭到别人非议。蔡邕为别人写墓志铭，每每因辞中的不实之处而有愧色。而从那时以后，其流弊越来越多，一个人只要有过为官为吏的经历，就一定要为他树碑刻石。碑铭中很少有取信于人的事实，树碑刻石成了虚伪的常事。真假互相掩盖混淆，几乎使应受赞美的人得不到应得的尊贵。仅就其花费的劳力、财物而论，也不能相称。不加以禁止和裁减的话，它的害处是无穷的。臣认为那些要立碑的人，应当都让他们上报朝廷，朝廷公议允许后，才由他们自己去制碑。这样才可以防止所记之事的虚伪无验证，而显扬表彰盛大美好的功绩，使百代以下都知道这碑铭是不虚伪的，那么大义就能够使敬慕的人信仰，道德就能使后代子孙信服。”从此私立碑志之弊断绝。宋高祖刘裕北代后秦时，曾兼任司州刺史，任命裴松之为司州主簿，后来转任治中从事史。攻克洛阳后，高祖下诏说：“裴松之是能担当朝廷重任的人才，不宜长久管理边防之事。现在召他为世子洗马，与殷景仁处于同等地位，可以通知他知道。”当时正在讨论设立祭祀五庙的音乐，裴松之认为高祖妃子臧氏的祭乐也应与其他四庙相同。他被任命为零陵郡内史，征召为国子监博士。